他是德国商人；他有着德国纳粹党员的身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联合一批友人一手组建起国际安全区，为25万中国人提供了避难所；他被中国人称为洋菩萨；在中国，他与辛德勒齐名；他的日记，为后人留下了揭露日本大屠杀暴行的又一铁证，他就是约翰.拉贝。

  8大本共2117页的《拉贝日记》，大约40万字，起止时间为1937年9月21日到1938年2月26日，共159天，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中500多个案例，，被中国史学界认为是近年发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保存得最为完整、数量最多且最有研究价值的重要史料”。直到1996年12月12日，这些尘封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日记才被公布，罩在日记主人脸上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毕业于一所商业学校。1909年初夏，拉贝来到中国，随后他的未婚妻道拉也追随他而来，两人在中国结为夫妻。直到1938年4月返回德国，拉贝在中国一共住了近30年。

  最初，他在北京为汉堡的一个企业工作，1911年开始为西门子驻北京公司工作。他和妻子及子女，先后去过上海、沈阳、北京、天津、青岛、南京等地。在中国，无论是个人的家庭生活还是生意上的事情，拉贝一直比较满意，和中国人的相处也比较友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到当时协约国的制裁。拉贝及其全家由于德国籍的关系，被作为难民一起受到集中关押，并于1919年被遣返回国。当时他除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外，房子和所有财产都被封存于天津。1921年，拉贝取道日本返回中国。一到天津，出乎他意料的是，在天津的房屋和财产原封不动地保存在那儿。这件事使他感触很大，他情不自禁地连连说道：“中国人太善良了！中国人总是对我很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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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到中国后，一直到1938年，拉贝的一家从未离开过中国。他的家族中有三代人生活在中国，其中两代人出生在中国。他能听懂汉语，但却不会讲。

  1931年，德国西门子洋行任命拉贝为驻中国南京的主席。1934年，为了在中国生活的德国孩子的学业，拉贝需要在南京创办一所德国学校。而未解决学校经费问题，作为这所德国学校理事会的理事长，拉贝必须得到第三帝国当局和纳粹党的批准。为此，二十年代曾加入纳粹党的前身德国社会工人党的拉贝，接受一位朋友的建议，代理了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的副部长。这一身份为他今后救助中国人提供了重要帮助，也给他的人生带来无法预知的麻烦。

  卢沟桥事变时，拉贝正在北戴河休假，他为保护西门子公司的利益，以及“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即中断休假，几经辗转，于9月赶回南京。

  11月19日，拉贝参加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22日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拉贝并不是委员会的发起人，他被推举为主席的根本原因是，他是纳粹党员。当时德日两国签订《产国际协定》，关系良好，拉贝纳粹党员的身份提高了他与日本人谈判的身价，日本人对于他佩戴着的“卐”字袖章还是很尊敬的。

  拉贝拜访了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取得了中国政府对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承认。12月1日，在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克南京命令的当天，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权授予了拉贝，并移交了部分警察，以维护安全区的治安与秩序。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拉贝此时已经成了南京事实上的“市长”，许多难民也是这么看待他的。

  当时，中外人士都利用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离开这座危城。德国大使馆曾一再劝告拉贝等几名德国人离开南京，西门子洋行也为拉贝的个人安全着想让他离开。

  德国驻华大使馆秘书罗森在动员拉贝离开没有成功后，登上一条英国船准备离开南京。12月9日中午，日本向所有大使馆发出通知，要求一切外国人立即离开南京。接到日本的通知后，罗森再一次坐车进城，要把留在南京的拉贝等三名德国人接走。但是，拉贝再次拒绝了。

  拉贝在他日记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解释他留下来的动机：“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国家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他们没钱逃走，他们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他们吗？至少救一些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同胞呢？”

  尽管条件艰苦，拉贝最近一段时间的日记也不乏生活的乐趣，他托人从上海买了一副望远镜，说自己“配了一副望远镜像一个参谋，只要住在对面的蔬菜商有黄油卖，我用这副望远镜甚至能把他的最新黄油价格看得清清楚楚！太不可思议了！”

  拉贝在他租住的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宅院里做了一个防空洞，在他的防空洞里经常有30个人。空袭时拉贝也到这个防空洞里躲避，他写道：“我坐在里面时，孩子们和女人们会由于看见我也可怜巴巴地坐在里面而感到放心。这时我发觉，我在北戴河下决心尽快地赶回来是对的。”

  12月12日晚，拉贝家院里已经挤满了人，这时还有人在用力地拍打他家的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把他们放进来。拉贝说这种苦苦哀求他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把两扇大门全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没有地方，他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和房屋里。据他助手韩湘琳准确统计，在他院子和办公室投宿的人最多时一共有602名，这个统计数字还不包括公司的14名职员、杂工和他们的家人，这样算起来总数约有650人，而这些人全部活了下来。

  1937年12月12日深夜，南京城沦陷。拉贝十分清楚，日军对于安全区只有口头的承诺，他必须就有关问题与日军亲自接洽。13日下午，拉贝高举印有安全区标志的旗帜，带着他的秘书史迈士去找日军交涉，他拿着地图，向日军说明难民区的位置，并特别请他们注意三处红十字医院。

  15日，拉贝和史迈士又赶到新街通银行大厦日本特务机关所在地交涉。负责人原田少将接见了拉贝。拉贝提出，对于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希望日方按公认的战争法对待战俘，以人道主义精神宽待这些过去的士兵。原田表示，“至于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任日军的仁慈态度。”

  但事实很快证明，日军毫无信用可言，暴行在逐步升级。拉贝和他的委员们只能疲于奔命，每天奔走于各出事地点，一处一处驱赶日本兵，阻止其暴行，并且每天都将日军暴行作详细记录，写成《暴行报告》428件，公函69件，向日本大使馆抗议再抗议，要求制止暴行。同时，拉贝将报告分送美、英、德等使馆，请他们通过外交途径，制止日军暴行。尽管日军的暴行并没有因此减少，但安全区内比之安全区外，暴行事件要少得多。但即使这样，在拉贝的日记中，日军的各种暴行简直罄竹难书——

  “12月17日，在我院墙后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了，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女人遭，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女孩被。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如果兄弟和丈夫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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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9日夜间，6个日兵趁黑爬进了拉贝住宅的院墙，被难民发觉，立即报告了拉贝。拉贝飞步赶去，用手电筒照射刚从墙上跳下的一人，日兵恼羞成怒，把枪口对准了他，推弹上膛。拉贝是个大嗓门，毫无惧色地厉声喝斥。日兵发现他是个德国人，软了下来，但要拉贝开门放他们走。拉贝嗤之以鼻：“你们既然是从墙头上跳进来的，就从墙头上跳出去。”日军慑于他的正气和国籍，悻悻然爬墙而去。

  为加强对难民的保护力度，拉贝在安全区办公大楼的顶上，高高升起了德国纳粹党党旗，又在大门口挂起了老远就能见到的大红十字。日军望见纳粹党旗，互相提示“德意志，德意志”，绕行而去。在小粉桥1号的拉贝住处，拉贝用同样的方法，使日军望而却步，不敢擅自乱闯。拉贝自己说：“大多数情况下，我只需要喊一声‘德意志’和‘希特勒’，他们就会变得有礼貌，而美国人要想让日本人承认则相当困难。”

  李秀英是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在《拉贝日记》中有她的照片，图片说明写道：“这位19岁的妇女在安全区得到了保护。她正处在怀孕期第七个月，怀的是头胎。当一个日本兵要她时，她奋起反抗，被这个日本兵用刺刀在脸上狠狠地划了19刀，腿上8刀，下腹被刺了两英寸深。因此，她被送到鼓楼医院后流产。现在她已养好伤口，身体复原。”

  日军占领南京后，封存了城内所有的米和煤，其中前南京市军政长官留下的粮食有相当部分被日军所扣。至1937年12月底，国际安全委员会手中的存粮已十分有限。难民家庭自带的米粮大多告罄，大批难民已经面临饿死的境地。

  12月21日，拉贝率外国侨民22人向日本使馆提出20万难民的食粮问题。经反复交涉，又敦请英、美、德使馆出面，给日军施加压力。通过种种关系，终于迫使日军同意难民区每天可购米1000袋。拉贝又亲自拜访英、美使馆负责官员，希望能向中国难民伸出援助之手。最终拉贝募得了21.5万元的捐款，并购买到了急需的粮食和药品。在拉贝的努力下，一度停炊的粥厂又升起了炊烟，为衣食无着的难民提供了一份活命的食物。

  由于他不断地向德国大使、日本大使递交交涉公函，特别是向德国政府建议出面干涉日本军队在南京灭绝人性的杀戮，自然而然地触犯了德国当局和日本当局。1938年1月13日，拉贝接到西门子上海总部的命令，要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拉贝2月22日离开南京，临走前，魏特琳小姐为他准备了告别茶话会，晚上拉贝准备回住所时，许多姑娘和妇女围住了大门，要求拉贝答应不要丢下她们不管。她们跪在地上，拉住拉贝的衣服后摆不放，后来拉贝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步行回到住所。拉贝说：“这一切听上去十分伤心和夸张，但谁要是也见到这里的悲惨景象，他就会理解我们给予这些穷人的保护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我们方面而言，它与某种英雄品质并无关系”。

  1938年4月底，拉贝回到德国。他在5月2日至25日在德国外交部等处作了五场演讲，向人们展示他的南京日记内容和日军暴行照片，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还于6月8日寄给希特勒本人一份260页的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幻想希特勒能出面阻止盟友日本的这种非人道暴行，这无疑是与虎谋皮。

  没过几天，拉贝就被两个冲锋队队员带走，接受盖世太保的调查。幸亏他是西门子公司的高级职员，在公司的业务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司总裁卡尔?弗里德里希出面，才将其保释出来，使其免受监禁之苦。日记被发还，但部分照片没有了。

  二战中，拉贝的公寓被毁于战火。战争结束后，拉贝又因曾在南京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纳粹地方小组的负责人而受到审查。1945年苏联红军逮捕了拉贝，后来他在两位朋友的证明下，才被判决与纳粹无关，并当即释放。

  1947年，中国方面曾邀请他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人，参加战争罪行调查和诉讼，并移居中国。拉贝觉得应该由日本人自己去审讯那些罪犯而婉拒了这个提议。

  拉贝虽然最后被宣布“非纳粹化”，但他的晚年生活却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而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变卖自己收藏的中国工艺品给美国士兵，用来购买日常生活急需的面包、豆子和肥皂等用品，忍受寒冷和饥饿。之后，他又得了一种与饥饿有关的皮肤病，能够说是贫病交加。

  当时国民政府南京市市长沈怡的德文很好，常借阅中央图书馆的德文书籍和报刊。一天，他看到《德意志新闻周报》上一篇报道拉贝和家人生活艰难的报道，心里很是不安。沈怡拍板先从市政府办公经费中拨出一笔钱，约合2000美元，汇往德国，托请驻柏林的大使馆转交拉贝，以解燃眉之急。

  消息传开后，许多南京市民，上至白发老人，下至中小学生，都行动起来，纷纷主动捐款给南京昔日的大恩人。南京市政府还于1948年3月派出一名特使到瑞士购买了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分成几个大食品包寄给拉贝。与此同时南京各界人士还决定自1948年6月起，按月给拉贝寄一个食品包裹。

  对于南京人民的义举，拉贝写信给南京市政府致谢：“我一家老少处于此种艰难环境中，你们寄来的钱物，正用得上中国一句古话：雪中送炭，具有无上的意义，我全家均感无限的快慰??”

  后来，应南京各界的呼吁和请求，南京市政府作出决定，请拉贝及其家眷来南京定居，由市政府提供退休金，让他在中国安度晚年。然而，拉贝始终没能再回中国。

  1950年1月5日，拉贝因中风去世，享年68岁。此前，他已于1942年整理好自己的日记，并精确指出，这些日记只是为自己的亲人和好友阅读的，从此这些日记在拉贝儿子家的地窖里沉睡了四十多年。而拉贝的事迹也渐渐不被世人所知。

  1996年4月，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耶鲁大学查找当年在华美国人士的资料时，看到其中经常提到德国商人拉贝，于是她寻访到了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

  随即，由美籍华裔人士组成的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给莱茵哈特夫人写信，说明了日记的历史意义，并肯定了拉贝先生当时保护了一大批中国人的可敬行为。莱因哈特夫人深受感动，说服了家人，同意以拉贝家属的名义公布拉贝日记。

  1996年12月12日，日军进入南京城59年之后，莱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公布了拉贝的日记。同年，拉贝的墓碑从柏林空运至南京，安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拉贝魂归“第二故乡”南京。

  对于拉贝的评价和感激之情，由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来说最为合适不过——1938年中国春节那天，拉贝收容所的难民送给拉贝一块红绸布，上面写着“你有一副菩萨心肠，你有侠义的品质，你拯救了千万不幸的人，助人于危难之中。愿上天赐福于你，愿幸福常伴你，愿神祇保佑你”。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